资源禀赋决定城市化走向 国土资源部最近完成了全国2005年度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和逐级汇总(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比上年度净减少542.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由于基本建设等对耕地的占用，目前全国的耕地面积还在以每年平均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递减。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化占地人均已达1.23亩。如果2015年增加3亿城市人口，将会占用耕地2.5亿亩。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瓶颈”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 目前我国有103个历史文化名城，还有2000多个历史古镇遍及全国，数量之多，传统特色之丰富举世闻名。这些城市和古镇，有的曾被各朝帝王选作都城；有的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重镇；有的曾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的因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而享有盛名；有的则因出产精美的工艺品而著称于世。它们的留存，为今天的人们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窗口。 如何在保护历史文化中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这个悠久国度城市化进程中的又一难题。 城市化涂上“保护色” 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保护与开发似乎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在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六朝古都南京，颜料坊、牛市、洋珠巷、牙檀巷等历史价值非常之高的23处历史街巷将在4处房地产项目中被拆除。 在大规模的改造中，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尽快收回巨额资金，必然会将旧城区中复杂的社会矛盾，以统一拆迁的模式予以简单化。尤其当房地产开发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地方政府急于改造的愿望结合起来，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据统计，2002年全国城镇共拆迁房屋1.2亿㎡，相当于当年商品房竣工面积的37.5；2003年全国城镇共拆迁房屋1.61亿㎡，同比增长34.2。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每年建成的房屋面积高达16亿至20亿㎡，超过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2004年，我国消耗了占世界产量36的钢材和50的水泥。 我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吴良镛不禁感慨：“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 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和提升城市居民居住质量这些看似不错的理由之下，房地产开发商悄悄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城市的建筑像树的年轮，记载城市的历史；城市建筑像一本书，积淀城市的文化。 对于许多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不断消失的现状，有人尖锐指出：“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模式，其实质是‘毁祖宗房，吃子孙饭’，其内在动力是‘经营城市，以地生财’。”更有一些学者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 核心是土地问题 “在城市化发展的几大问题中，第一个就是土地问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强调说。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多次直陈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把城市化简单理解成土地城市化，是城市化“大跃进”的典型特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虽然我国在城市化速度上创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但我们的城市化，普遍是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偏重于占用土地。在国内不少地方，所谓城市化，就是把农村耕地划为城市建设用地，有数据为证：从1996年年底到2003年，7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绝大部分被城市所占用；全国城乡建设用地约24万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以人为“尺度”来建设城市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都市主义”思潮认为，不仅在郊区，即使在城市中心，也应共同遵守公共空间、步行尺度及邻里协调的原则，强调TND和TOD模式。TND即传统街区发展模式，打破大都市化体系中的简单化的功能分区，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TOD即交通主导发展模式,打破大都市布局的几何特征，实现网络化时代的居住需求。这些城市规划的理论，结合今天的新经济时代,对中国的城市化或许会有所借鉴。 新都市主义将街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彻底抛弃了现代主义将街仅作为交通通道的做法，强调“街”的多功能性，它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场所，是儿童玩耍的地方，是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的通道以及住宅入口的门前道路。新都市主义主张减小马路宽度，从而更接近人的尺度。通过提供街道的各种活动：如商业、餐饮及其他服务业，丰富街景，使街道变得有吸引力，甚至鼓励汽车停在街道上，不仅使人行与车行有一种缓冲，而且鼓励步行活动和创造活泼的气氛，“接触”街道的概念使得Townhouse(街区式住宅)会再次复兴，并大行其道。 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开始注意人的尺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新都市主义”创始人彼得·索普提醒道。“把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应用于中国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形态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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